周恩來侄女講述總理家風：從不辦一句話的事

總理穿過的中山裝

總理住院時穿過的布鞋

總理送給侄女的軍大衣

周秉德講述總理家風

穿了20多年的補丁襯衣、只穿過一次的紗布襯里布鞋、送給侄女伴她在內(nèi)蒙古20多年的軍大衣……淮安的周恩來紀念館內(nèi)，眾多與總理有關(guān)的文物中，有幾件衣物乍看毫不起眼，背后的故事卻令人動容。“紅色記憶”采訪組在淮安采訪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德，聽她講述文物里蘊藏的總理品格和感人家風。

告別世界，一國總理全身上下沒一件新衣

“伯伯去世后，他的衣物被整理分給親屬和工作人員。送給我們家的由我分配，我把伯伯的遺物分成7份，媽媽和我們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。”周秉德回憶道，“都是舊衣服、舊鞋襪一類，其中就包括我捐贈給周恩來紀念館的一套中山裝和一件舊襯衫。”

中山裝為灰色法蘭絨面料，上衣表面的絨已被磨平，衣領(lǐng)被磨得發(fā)白，褲子上還有破洞；襯衫是用白棉布做的，因為穿著太久已經(jīng)泛黃，肩膀、領(lǐng)子和袖口都已換過。

周秉德說：“外套樸素莊重，內(nèi)衣破舊甚至打著補丁，是伯伯穿衣的風格。因為經(jīng)常出席正式場合和會見外賓，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筆挺整潔的，而襯衫因為只能被看到領(lǐng)子和袖口，所以穿舊了就可以拆了換新的。”

總理去世時，其警衛(wèi)秘書、原中央警衛(wèi)局副局長高振普參與料理后事。他告訴記者，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裝和襯衫是總理參加日內(nèi)瓦會議前定做的：“中山裝做了3套，襯衫做了六七件，這幾件衣服總理穿了23年，直到去世。總理去世后，鄧大姐帶著我們從這些中山裝和襯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——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給總理穿上。老百姓去世的時候還要做一身壽衣呢，而總理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，全身上下、衣服鞋襪沒一件是新的！”

連夜趕制，一雙布鞋寄托人民對總理的愛戴

展廳里有一雙布鞋總理生前只穿過一次，在腳后跟的部位還縫有一層紗布。“1975年4月19日，在做完結(jié)腸癌手術(shù)后的第24天，朝鮮的金日成主席要到醫(yī)院見總理。當時總理的腳浮腫得厲害，不但不能穿皮鞋，唯一的一雙舊布鞋也穿不進去。”高振普回憶說，會見前一天，他為總理量了腳的尺寸，趕到大紅門附近的一個鞋廠，在出國人員服務(wù)部找到一位韓師傅，跟他說，時間緊，鞋底不用納得太密，鞋子可以做大一點，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，便于穿上和脫下。“我沒說是為總理做鞋，否則可能泄露總理的健康狀況，但韓師傅拿到舊布鞋就動了感情，因為那雙鞋就是他在上世紀50年代為總理做的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高振普去取鞋，只見鞋底用麻線納得密密麻麻。“韓師傅告訴我，他和另一個同事趕了一夜，一人做一只，直到中午才做好。說著說著，韓師傅哭了，他說絕不能讓總理穿質(zhì)量差的鞋，也許他從鞋的尺碼上意識到了什么。”

布鞋拿給總理試穿，稍微長了些，于是請護士把一塊紗布縫在腳后跟的位置墊一下。當天下午，周總理就穿著這雙布鞋，在醫(yī)院里會見金日成主席。會客室的隔壁，就是一間擺滿搶救設(shè)備的病房。

即使身患重病，周總理依然保持著高強度的工作狀態(tài)。周恩來紀念館里有一塊展板統(tǒng)計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總理住院期間的治療和工作情況：

做手術(shù)13次（約40天一次）；

召開會議40次；

會見外賓65批；

與中央及有關(guān)方面負責人等談話254人次……

這雙布鞋，寄托著人民對總理的愛戴，也見證了總理人生最后一段時光的鞠躬盡瘁。

扎根草原，軍大衣陪伴侄女26年

展廳里有一件軍大衣，是周總理送給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，它陪伴周秉建在內(nèi)蒙古草原度過了26年的青春歲月。

“1968年，小妹秉建還不到16歲，主動報名到內(nèi)蒙古自治區(qū)錫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隊落戶。她到西花廳辭行時，伯伯伯母為她餞行，飯后，七媽鄧穎超拿出一件軍大衣，說是伯伯送給她在大草原上御寒。”周秉德說。

1970年，周秉建被推薦應(yīng)征入伍。1971年元旦，她去看望伯伯伯母，一進門總理就嚴肅地說：“你能不能脫下軍裝，離開部隊回到內(nèi)蒙古草原？”見秉建想不通，總理對她說：“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(xù)，但是我們必須防止搞特殊化的可能，一點也不能搞！”就這樣，周秉建脫下軍裝，在內(nèi)蒙古草原整整待了26年。

周秉德的五弟周秉和在延安插隊，后應(yīng)征入伍在喀什當兵，他寄了一張戴著大皮帽的照片給伯伯，總理知道后也勸說他回延安。“那是惟一一次伯伯為晚輩打招呼”，周秉德說，“五弟和六妹如果回到原來插隊的地方，會被誤以為是犯了錯誤被部隊退回，所以伯伯打了招呼，給五弟換了一個縣，給六妹換了一個旗。那時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啊！”

周秉德的二弟周秉鈞高三畢業(yè)時，原打算考清華，總理動員他入伍當普通士兵，最終他憑自身素質(zhì)被招錄為飛行員；三妹周秉宜喜歡美術(shù)，但她沒有報考中央美術(shù)學院，而是考取了中央工藝美術(shù)學院。總理特別贊成，他說中國出口商品質(zhì)量很好，但包裝不行，賣不出好價錢，秉宜如果能設(shè)計好包裝，就是為國家作貢獻；四弟周秉華入伍當了炊事兵，整天喂豬做飯，退伍后成為一名普通工人，后經(jīng)過自己努力，擔任一定的職務(wù)，還當上了先進工作者。

這就是總理的家風——自家孩子不僅不會受到特殊照顧，反而還要付出更多，甚至失去一些機會。

傳承家風，總理后人從不辦“一句話”的事

周總理曾兩次問周秉德：“是不是因為我周某人的關(guān)系？”

1949年，12歲的周秉德來到中南海西花廳，在周總理身邊生活了十多年，“伯伯說，革命年代那么多人犧牲，現(xiàn)在新中國成立了，我們是革命隊伍的幸存者，沒有理由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(wù)。我們一定不能忘記那些烈士們，不但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還要做好他們想做而沒機會做的工作。”

總理的言傳身教，對周秉德一生影響至深。初三那年，她看了蘇聯(lián)電影《鄉(xiāng)村女教師》后，立志要做一名小學老師。“那是1952年，國家剛剛開始建設(shè)，但是文盲人群有70%，所以我就報考北京師范學校讀了三年，畢業(yè)前可以報考北京師范大學，還有留蘇機會，但我放棄了，我在作文里寫道，希望盡早投入教師隊伍，讓更多孩子不因缺少老師而失學，讓更多的失學兒童有機會讀書。就在畢業(yè)前，18歲的我入了黨。”

畢業(yè)后，周秉德被分配到北京郊區(qū)小學，三個月后，她被調(diào)動到區(qū)委機關(guān)。有一次她去西花廳看望伯伯和七媽，總理看著她嚴肅地問：“你從學校調(diào)到區(qū)里，不在基層，是不是因為我周某人的關(guān)系？”她解釋道：“區(qū)里搞政治運動，要黨員，工作調(diào)動是組織分配。”

因為丈夫沈人驊是軍人，周秉德1964年起隨軍，先后在西安和貴州的山溝里工作了9年，后隨丈夫回到北京。再一次見到伯伯時，總理問“你怎么回到北京了？是不是因為我周某人的關(guān)系？”這時七媽在旁說，秉德不僅是你的侄女，也是隨軍家屬啊，她是隨軍調(diào)動。這樣伯伯才不再追問。

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周秉德在中國新聞社工作，分房工作由她負責，但前后四次單位福利分房，她都把機會讓給了別人。

如今，周秉德已經(jīng)82歲，她對記者說：“不止一次，有人跟我說，你是總理的侄女，要辦什么事還不是一句話，但是我們從未辦過‘一句話’的事。伯伯是受人民敬仰的好總理，我可以自豪地向他報告，他要求我們不搞特殊、平凡為人的教誨，我和兄弟姐妹們都做到了。”（王宏偉）

（原載2019年8月7日《新華日報》3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