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文化大革命”時期周恩來在農業(yè)領域的貢獻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時期，農業(yè)和其他行業(yè)一樣，不可能不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，但是總產值仍能緩慢增長，基本建設也取得了一些成績。究其原因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記取了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，對農業(yè)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(tài)度，是重要的一點。作為共和國的總理，周恩來更是堅持把農業(yè)擺在國民經濟的重要位置，努力排除干擾，為促進農業(yè)發(fā)展付出了極大心血。

　　歷史表明，在極左思潮的沖擊中，周恩來為穩(wěn)住農業(yè)基礎所做的大量工作，不僅保證了這一時期國家機器的繼續(xù)運轉，而且為今后的發(fā)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歷史借鑒。

　　一

　　把農業(yè)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，是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指導思想。周恩來不僅是這一思想的倡導者，更是在建設出現挫折和失誤時，排除干擾，糾正失誤，穩(wěn)住農業(yè)基礎的領導人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發(fā)動后，我國農村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政治運動的沖擊。遍及全國的造反、奪權浪潮，嚴重擾亂了農村的工作和生產秩序。主管農業(yè)的各級領導干部遭到打擊迫害，農村工作機構陷于癱瘓或被撤銷，農村陷入了無政府無組織狀態(tài)。許多地區(qū)出現了工作無計劃，生產無人抓的狀況，有的地方甚至因“鬧革命”，而使莊稼在“播種時節(jié)下不了種，收獲季節(jié)入不了倉”。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９年，我國農業(yè)連續(xù)３年處于下降和停滯的狀態(tài)。

　　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嚴重動亂中，周恩來引導人們正確處理政治與生產的關系，盡力排除政治運動對農業(yè)的干擾，保證生產的進行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。

　　第一、減輕“文化大革命”運動對農村的沖擊，堅持以農業(yè)生產為中心。

　　在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不斷發(fā)展的過程中，周恩來雖然接受了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的提法，但是，在實際工作中，他努力引導人們把政治與生產統(tǒng)一起來，盡量減輕政治運動對生產的影響。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，他同意將“以階級斗爭為綱，以生產為中心”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面上工作的正式提法①。這種看似矛盾的提法，包含著周恩來保護農業(yè)生產，穩(wěn)住農業(yè)基礎的深遠考慮。每當農業(yè)生產與其它工作、甚至政治運動發(fā)生沖突時，他總是將農業(yè)生產擺在首位。１９６５年３月，他接見參加農業(yè)工作座談會的各省負責人時說：糧食是首要問題。面上工作的安排，第一位的是要以生產為中心。②同年１１月，在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時，對國防、農業(yè)誰放在第一位的問題發(fā)生了爭論。周恩來提出，第一是農業(yè)，第二是國防。并說：把農業(yè)擺在前面是提醒大家注意，請大家千萬不要忽視了農業(yè)。對農業(yè)要抓緊、抓快、抓狠；要全民辦農業(yè)。③為了改變北方農業(yè)的落后面貌，實現穩(wěn)產高產，扭轉南糧北調的局面，周恩來于１９６６年２月提議中央成立北方農業(yè)領導小組，并親自兼任河北和北京小組組長。他在北方八省、市、自治區(qū)抗旱會議上提出：要把這個地區(qū)作為農業(yè)上的主攻方向，由中央、國務院協同各級黨政領導一起來抓。一直抓到“使這一地區(qū)達到‘備戰(zhàn)、備荒、為人民’的起碼要求：糧食自給，隊有余糧，國有儲備，農民生活達到全國平均水平”。④ “文化大革命”發(fā)動后，工農業(yè)生產受到猛烈沖擊，生產指揮系統(tǒng)開始失控。周恩來十分焦慮。他反復宣傳毛澤東“抓革命，促生產”的指示，強調“政治要落實到生產上”。他公開對林彪、江青一伙宣揚的“革命抓好了，生產自然會好”的論調予以駁斥，說：“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，生產就會自然上去。”⑤他對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同志說，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，生產絕不能停。⑥他說：“農業(yè)是不能一日放松的，我們搞計劃，一定要把農業(yè)這個口子管起來，這是個基礎工作。”⑦１９６６年９月初，當“文化大革命”波及到農村時，周恩來指示陶鑄主持起草《人民日報》社論《抓革命，促生產》，⑧強調要“堅守生產崗位”，學生不要到農村和工廠去干預那里的部署，并指出“農忙的時候，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”，“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。” ９月 ８日，周恩來召集中央碰頭會通過了中央《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(guī)定》，強調：縣以下各級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仍按原“四清”的部署結合進行。學生、紅衛(wèi)兵和干部、社員不要外出串連；秋收大忙時，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、秋種、秋購；縣以下干部不應由群眾直接“罷官”；各級領導陷于癱瘓的，應迅速調整，把工作抓起來。這些規(guī)定雖然未能全部貫徹執(zhí)行，但對保證當年的秋收、秋種、秋購起了有效作用。１９６６年底，農業(yè)總產值達６４０．９億元，比１９６５年增長８．７％（按１９５７年可比價），大大高于“一五”、“二五”計劃時期農業(yè)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速度。

　　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，形勢進一步惡化。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《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（草案）》下發(fā)到農村。《指示》修改了原先的規(guī)定，要求“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”，在農村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，建立紅衛(wèi)兵組織，進行串連。這個文件下達后，農村急劇動蕩起來。在造反、奪權的浪潮沖擊下，周恩來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接見農業(yè)部、農墾部、水產部等奪權單位的造反派代表，要求打好春耕生產第一炮。要農口搞一個對全國的呼吁書，號召抓革命，促生產。⑨２月２０日，他審閱《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干部的信》，要求“動員一切力量，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而積極工作”。⑩３天后，周恩來又與各大軍區(qū)負責人談話，要求省、地、縣都要以軍事部門為主，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。11同日，中央軍委發(fā)出《關于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》。３月７日，中共中央又發(fā)出《關于農村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在春耕期間不要奪權的通知》。在當時，這些文件的影響雖然有限，但對減輕政治運動的危害，保證春耕生產起了有效作用。

　　第二、不失時機地把農業(yè)生產提上各級領導的議事日程，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。

　　自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起，各地相繼建立起了革命委員會，全國急劇動蕩的局面有所緩和。這時，周恩來不失時機地把農業(yè)生產提上各級領導的議事日程，親自籌劃并參加了一系列農業(yè)會議，著手清理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搞亂了的農村工作和人們的思想，將其引入比較正常的發(fā)展軌道。

　　為了克服人們不敢抓生產的思想，他指示農林部：每年都要召開一次棉花會議，檢查工作落實的情況。對于農業(yè)機械修造等，也是如此。他還針對當時盛行的“政治掛帥”、“政治可以沖擊一切”的現象，提出：沒有抽象的政治，政治都是和具體事情聯系在一起的，業(yè)務和政治不能分家。１２“政治要掛到業(yè)務上，掛到生產上，要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”。13歷史表明，周恩來采取的這些措施，及時把農業(yè)生產擺到了國家工作的重要位置，使之常抓不懈，成為這一時期黨對農村工作實施有效領導的開端。

　　在這些一度被中斷了的農村工作會議上，把政治與經濟和生產聯系起來，鼓勵人們大膽工作，抓緊生產，是周恩來反復強調的問題。１９７０年１月 ２６日至２月 １４日，周恩來領導召開了全國棉花會議。他在講話中明確規(guī)定了全國棉花生產的重點和“四五”計劃預定達到的生產指標。會上，有人反映：工作不敢抓生產，怕被說成是糧棉油干部；講話不敢提生產，怕被批評為不突出政治，因此，“多抓敵我友，少抓糧棉油”的說法極為流行。周恩來于２月１３日接見了與會者，他詳細詢問各地情況，督促落實生產指標，并說：如何種好棉花，自力更生是第一條。“棉花的政治就是：獨立自主，自力更生，艱苦奮斗。”14周恩來的講話打消了許多人的思想顧慮，他們紛紛表示：要把“怕”字換成“敢”字，把棉花生產抓上去。15一年后，全國棉花總產量達到４６００多萬擔，比上年增長了１２％。１９７１年３月，周恩來又領導召開了全國棉花、油料、糖料生產會議。他說：棉花上來了，今年重點抓油料。中央抓重點省，各省抓重點縣，層層抓緊。“四五”期間，都要努力上進，糧食穩(wěn)步前進，棉、油、糖自給有余。農、林、牧、副、漁都要搞上去。３月３０日，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《關于全國棉花、油料、糖料生產會議的報告》，決定適當提高花生、油菜籽、芝麻、大豆等部分油料、油脂和糖料的收購價格，促進了經濟作物的生產。特別要提到的是，在１９７５年初的四屆人大上，周恩來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，這不僅為人們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提供了理論根據，也對農業(yè)的發(fā)展具有深遠影響。

　　二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運動不僅擾亂了農村的工作和生產秩序，還加速了農村工作中極左思潮的發(fā)展。

　　還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，不少地方就無視《農業(yè)六十條》的規(guī)定，又一次“提出搞大隊核算和聯隊核算，把原屬生產隊所有的山林”，“社員的自留地、牲畜和羊只”，全部收歸集體所有。16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，對所謂“三自一包”“修正主義路線”的批判，進一步加劇了極左思潮的發(fā)展，許多地方又刮起了“過渡風”和“共產風”。

　　針對農村再次出現的“左”傾偏向，周恩來提醒大家牢記１９５８年的教訓。他說，對農民，只要路線、方針、政策搞對了，具體的由農民自己去搞，不需上面事事干涉，不要瞎指揮。定計劃、定指標，要實事求是。“不要一下子就說得太好了，這樣就會發(fā)生１９５８年頭腦太熱的情況”。不要“一哄而起”，“一搞就是上多少人，一窩蜂、大平調、大兵團、大呼隆。”１７他還說：“農業(yè)規(guī)劃一定要由下而上地搞，這是我們找到的一個方向。”１８可是，這些提醒和告誡在當時收效甚微。

　　中共“九大”召開后，周恩來在把農業(yè)生產提上議事日程時，重申《農業(yè)六十條》的基本原則，通過農村政策的貫徹，糾正農村的極左偏向。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：

　　第一階段：１９７０—１９７１年。重申農村經濟政策，抑制極左思潮。

　　１．遏制“過渡風”和“共產風”。１９７０年８月至１０月，在北方農業(yè)會議上，除了討論制定“四五”計劃期間的農業(yè)發(fā)展規(guī)劃外，還根據周恩來要起草一個講政策的文件的指示，再次明確了各項農村政策。針對許多地方出現的“左”傾偏向，會議指出：前些時候，有少數地方違反群眾的意愿，刮過一點任意改變基本核算單位、收自留地的風。面不算大，但波動不小，很有必要提醒各級領導同志充分注意。會議重申：《農業(yè)六十條》對鞏固集體經濟和發(fā)展農業(yè)生產起了巨大的作用，其基本政策仍然適用，必須繼續(xù)貫徹執(zhí)行。人民公社現有的三級所有、隊為基礎的制度，自留地的制度，一般不要變動。對運動中新出現的問題，特別是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，要謹慎對待。會議還指出：在服從國家統(tǒng)一計劃的前提下，要允許生產隊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。切不可重犯窮富拉平的“一平二調”錯誤，不許無償調用生產隊的勞力、生產資料和其它物資，不得加重社員負擔。在當時情況下，這次會議雖然也提出要“大批資本主義，大干社會主義”等，但側重點是十分明確的，這就是重申各項農村政策，扭轉“過渡風”和“共產風”，恢復農業(yè)生產。

　　２．克服農業(yè)學大寨運動中的形式主義偏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，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，不少地方因強調學大寨要不走樣，出現了照搬照套大寨某些“左”傾做法的現象。如：割“資本主義尾巴”，取消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(yè)；在生產關系上實行大隊核算；分配上實行“政治工分”；搬山造田，毀林、毀草、種糧食等。周恩來從抓農村政策的落實著手，對農業(yè)學大寨運動進行引導，努力使其回到６０年代初期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的軌道上來。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３日，他在棉花會議上說，“大寨經驗是在山西，不一定在河北、江蘇適用”，“各省都要找自己的‘大寨’”，因為各地“地勢不同”、“面貌不同”。19同年 １０月，北方農業(yè)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，強調了學大寨學什么的問題。會議重申了周恩來１９６４年在三屆人大會議上對大寨經驗的概括：政治掛帥、思想領先的原則，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的精神，愛國家、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。指出：“大寨在經營管理、生產技術方面的一些具體辦法，那是第二位的東西，決不能不顧自己的條件，照抄照搬。”否則，就“有可能學歪了。”２０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１年２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，進一步討論了農業(yè)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，發(fā)出綜合簡報第三期《當前農業(yè)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問題》，強調：要正確貫徹執(zhí)行“以糧為綱，全面發(fā)展”的方針，不可只抓糧食，搞“單打一”。要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家庭副業(yè)。劃清多種經營和正當的家庭副業(yè)同投機倒把、棄農經商的界限，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多種經營當作“資本主義”傾向批判。對已經改變基本核算單位、多數群眾不滿意又減了產的，要作適當調整。不能搞高指標，動不動就要翻一番。不能搞形式主義、“一刀切”等。這些問題的強調，使許多干部認識到，“收自留地、取消勞動定額、搞大隊核算”是“學大寨未抓住根本”，會“走到斜路上去”，從而改正了這些作法２１。

　　３．抵制“破私立公”、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等極左作法。１９６６年３月，周恩來說過：從全國來看，我們一窮二白的狀態(tài)未擺脫，“現在，老區(qū)尤其是山區(qū)，連余糧都沒有了。對這一點我很不安心”。22因此，關心農民生活，是他強調農村政策的又一方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，當一個農業(yè)中學發(fā)出給全國農民的倡議書，提出“把一切自留地、自留園田、自留樹一起交給人民公社”時，周恩來制止了這一作法。23１９６７年５月，他針對有人把糧食政策當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修正主義批判，指出：是革命路線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，分水嶺要從形勢和政策實質去分析，不能把問題簡單化。不要一看到物質，就說是物質刺激，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。“過去實行獎勵政策是需要的”。他還針對有人稱大寨是“大公無私”的說法，指出：說話不要絕對化，先公后私，這才人人能學嘛。24由于周恩來的工作，在繼北方農業(yè)會議之后的許多會議上，要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(yè)；在分配上堅持按勞分配原則，防止平均主義等，幾乎成為每次會議都要涉及的內容。25

　　第二階段：１９７２—１９７３年。批判極左思潮，促進農村政策的落實。

　　農村政策的貫徹，對抑制農村的極左思潮起了一定作用。但是，由于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(xù)革命”理論的影響，不少干部仍然認為，農村工作的主要方向，還是要抓住兩個階級、兩條道路、兩條路線斗爭這個綱，批判資本主義傾向，肅清“三自一包”的余毒。還有一些干部雖然想落實農村政策，卻心存疑慮：不敢由大隊核算退回到生產隊核算，怕說是犯方向錯誤；不敢講按勞取酬，怕說是工分掛帥；不敢講必要的獎勵，怕說是搞“物質刺激”；不敢搞自留地和家庭副業(yè)，怕被看成“資本主義傾向”等。１９７１年“九一三”事件發(fā)生后，周恩來提出了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，明確了農村工作的重點是批判極左思潮。這一問題的明確，打消了許多人執(zhí)行政策的思想顧慮，為政策落實帶來新的契機。

　　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６日，中央專門發(fā)出《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》，指出了一些地方在分配中存在的問題：有的“分光吃盡”；有的集體增產了，社員不增收；有的超支戶多，分配不能兌現等。要求：“當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義，應該按照社員的勞動質量和數量，付給合理報酬。”“學習大寨勞動管理的辦法，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(fā)”，“不可硬搬照套”。要“劃清多種經營同‘金錢掛帥’的界限，不要把黨的政策所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來批判。”１９７２年前后，報刊針對農村工作中的極左作法發(fā)表了大量文章，在定額管理、合理獎勵、家庭副業(yè)等問題上，引導人們劃清是非界限。這些文章指出：“現階段黨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，毛主席、黨中央早就有過明確的規(guī)定，現在要進一步狠抓落實”，領導干部要“發(fā)現問題，糾正錯誤傾向，使黨的政策變?yōu)槿罕姷淖杂X行動。”26文章還對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等現象進行了解剖：“‘割尾巴’的教訓發(fā)人深省”，有些基層干部在落實農村政策時，“認為‘左’一點是‘好心’，右了是壞事。其實，‘左’的和右的，表現形式不同，本質卻是一個，都是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，違反黨的政策，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(yè)”。27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中，周恩來還于１９７３年１月至３月主持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。這次會議除了繼續(xù)強調要加強農業(yè)，堅持農村政策外，還揭露和批判了林彪、陳伯達一伙強迫擴社并隊、沒收自留地、砍家庭副業(yè)、搞“一平二調”等作法。

　　１９７２—１９７３年是落實農村政策成效顯著的年份。全國農村普遍舉辦了落實政策的學習班。許多被打倒的基層干部恢復了工作；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生產責任制，恢復勞動定額管理、評工計分制度和小包工制度；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的規(guī)模被適當劃小，或由大隊核算退回以生產隊核算。據山西省統(tǒng)計，到１９７３年５月，全省原有的２９７０３個生產大隊，實行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下降為９６６８個，占大隊總數的３２．５％，比１９７１年下降了２１．５％。28

　　在周恩來的領導下，自北方農業(yè)會議之后，農村工作開始擺脫混亂，走向回升。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農業(yè)生產持續(xù)增長，總產值１９７０年比１９６９年增長５．７６％，１９７１年又比１９７０年增長３．２３％。１９７２年由于工農業(yè)比例失調和自然災害的影響，農業(yè)再次發(fā)生波折，但從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，農業(yè)又恢復了低速增長的勢頭，１９７３年比１９７２年增長８．３％、１９７４年比１９７３年增長３．５５％。

　　三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周恩來在農業(yè)領域做的大量工作，是他在這一時期苦撐危局，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一個方面。由于毛澤東對農業(yè)所持的相對謹慎的態(tài)度，更由于周恩來在農業(yè)領域長期不懈的糾“左”努力，我國農業(yè)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沒有出現大的“滑坡”，并有緩慢增長，這不論對當時，還是以后我國的發(fā)展都具有重要影響。

　　第一、減輕了“左”傾錯誤對農業(yè)的危害，促進了農業(yè)的階段性恢復和緩慢增長。

　　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響，這一時期的農業(yè)生產總體上處于發(fā)展很不平衡的狀態(tài)，年際之間起伏大，個別年度出現下降。如：１９６６年的農業(yè)總產值比上年增長８．７％；動亂嚴重的１９６７年、１９６８年、１９６９年農業(yè)總產值的增長率分別為１．６％、一２．６％和１．２％；而１９７０年、１９７１年農業(yè)總產值的增長率分別為５．７６％和３．２３％；１９７３年、１９７４年農業(yè)總產值的增長率分別為８．３％、３．５５％。以上年度間農業(yè)總產值的起伏顯示出三個上升階段，即：１９６６年；１９７０—１９７１年；１９７３—１９７５年。農業(yè)總產值的變化與多種因素有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種變化，與周恩來在不同階段的地位、作用及其對農業(yè)的影響，呈現出了對應關系。由此可見，周恩來在農業(yè)領域的糾“左”努力，對農業(yè)獲得階段性恢復所起的重要作用。

　　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在劉少奇、鄧小平等領導人先后被打倒的情況下，周恩來的這些努力，實際上是把波折迭起的農業(yè)一次次地引導到對生產比較有利的軌道上，使屢次抬頭的極左思潮，屢次被糾，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動亂中，黨對農業(yè)生產的領導得到了堅持，億萬人民的吃飯穿衣大致能有保證，國家機器得以繼續(xù)運轉，是周恩來晚年的一大重要貢獻。

　　第二、在農業(yè)基本建設上取得了一些進展，為今后農業(yè)的發(fā)展打下了物質基礎。

　　周恩來不僅通過農村政策的堅持，為農業(yè)生產提供相對有利的環(huán)境，還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農田水利、農用機械、農用化肥和地方“五小”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周恩來“一有機會就要講支援農業(yè)的問題，指示國家計委每年在計劃中必須作出支農的具體安排，在資金、物資上支持逐步改變農業(yè)的生產條件。”２９ １９７１年，周恩來提出，要從有限的外匯中擠出一部分進口大化肥技術設備。經毛澤東、周恩來批準，我國于１９７２年前后引進了１３套大化肥技術設備。這一年，國務院針對當時出現的“三個突破”，調整工農業(yè)投資，加大農業(yè)投資３．７億元。與此同時，周恩來布置上海制造上百套小化肥設備，發(fā)展各地的小化肥工業(yè)。30這些設備的進口和建成投產，改善了農業(yè)生產條件，為８０年代農業(yè)的新發(fā)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。

　　此外，在周恩來領導下，農林部于１９７２年著手對《農業(yè)六十條》進行修改，對于其中如“公社一般地不辦企業(yè)”等內容作了相應的改動。這項工作，后來由于形勢逆轉而未能完成，但是中央對社隊企業(yè)的政策放寬，無疑為其今后的崛起打開了閘門。

　　第三、為今后在農業(yè)領域繼續(xù)克服極左思潮，提供了歷史借鑒。

　　以《農業(yè)六十條》作為農村糾“左”的依據，是周恩來這一時期抓農村工作的特點，這不僅對當時的農業(yè)生產具有積極影響，也為今后農業(yè)的發(fā)展提供了歷史借鑒。１９７５年，在周恩來病重住院，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工作時，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仍然是以《農業(yè)六十條》作為依據的。同樣反映出周恩來在農業(yè)領域的歷史影響的，還有在批判“資產階級法權”的聲浪中，部分領導干部阻止進行生產關系“革命”的事例。在全國農業(yè)學大寨會議籌備過程中，陳永貴等人提出了繼續(xù)進行生產關系“革命”的主張（如革自留地的命、革住宅私有的命、實行大隊核算、取消定額包工等）。對此，農林部負責人表示了反對意見，他們提出：這些作法“當前還不能在全國推廣。就全國大多數地方來說，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，還是北方地區(qū)農業(yè)會議文件中提出的，如何很好地學習大寨經驗中根本的東西，第一位的東西。”“在執(zhí)行政策上，主要還是堅持貫徹黨在現階段農村的基本政策問題（例如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、隊為基礎，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(yè)等）”。于是，對有關的發(fā)言稿進行了修改，避免了在更大的范圍內造成影響。

　　談到周恩來在農業(yè)領域的糾“左”努力時，不能不看到，這一時期的農業(yè)糾“左”仍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。

　　第一、面臨的“左”傾錯誤更加嚴重，糾“左”的阻力更大，取得的效果相對有限。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時期，是“左”傾錯誤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。這一時期的農業(yè)，不僅受到急于求成、急于過渡思想的影響，還受到了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(xù)革命”理論的影響。比如，不少地區(qū)認為，由生產隊向生產大隊過渡，進一步發(fā)揮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的優(yōu)越性，是大勢所趨，是“繼續(xù)革命”的要求。這就使“過渡風”和“共產風”屢糾屢犯。從１９７３年下半年起，“過渡風”和“共產風”在“批林批孔”運動中又盛行起來。

　　第二、在糾“左”的措施上，經濟手段的運用受到明顯削弱，農村封閉式的自然經濟格局更為突出。

　　在貫徹農村政策的過程中，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響，６０年代初進行農業(yè)調整的一些作法，如：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、恢復農村集市等被明顯削弱，而統(tǒng)一規(guī)劃、強迫命令等行政手段則難于糾正。比如，當時雖然也強調要允許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(yè)，但是，由于把批判“三自一包”擴大到批判“重副輕農”、“重錢輕糧”，致使部分地區(qū)硬性規(guī)定社員只能飼養(yǎng)多少頭豬、羊和多少只雞、鴨，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社員的家庭副業(yè)，代之以集體統(tǒng)一經營。農村集市貿易也逐步萎縮。農村封閉式的自然經濟格局得到強化。

　　第三、周恩來在６０年代初的農業(yè)調整中曾經閃現出的一些思想火花受到窒息。

　　在６０年代初的農業(yè)調整中，周恩來曾表達出一些十分可貴的思想火花。如：１９６２年五六月間，周思來曾托楊尚昆打電話給在上海的田家英，提出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。31６月下旬，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“包產到戶”的問題。會后，陳云向周恩來提出：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到戶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，以迅速恢復農業(yè)產量。周恩來表示贊同。32又如，要重視農業(yè)科技，是周恩來在６０年代初提出的重要思想。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，他接見農業(yè)科學家時，介紹了美國、日本發(fā)展農業(yè)的經驗，說：日本首先抓生產力發(fā)展的一系列措施，對我們并不生疏，就是我們重視不夠。只要把農業(yè)這一關鍵問題搞好了，新的發(fā)展就會出現。他批評過去把農業(yè)科研機構精簡過頭的做法，提出：該請回來的就請回來，該歸隊的就歸隊；要恢復和充實農業(yè)方面的業(yè)務機構，培養(yǎng)一支廣大的農業(yè)科學技術隊伍。33可是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批判所謂“學術權威”、“專家路線”的作法，使我國農業(yè)科技受到了嚴重破壞。

　　顯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歷史條件，決定了這次農業(yè)糾“左”只能在《農業(yè)六十條》的基礎上進行，沒有、也不可能跳出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管理體制的思想框架，與６０年代初期的農業(yè)調整相比較，在一些方面還有后退。因此，談到這一時期的農業(yè)糾“左”時，不能不談到兩個方面：一是，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極左思潮，恢復了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批判和否定的有效作法；二是，占據主導地位的“左”傾錯誤限制了這次糾“左”的深入展開，使其未能成為我國農業(yè)發(fā)展的一次機遇，我國農業(yè)生產力發(fā)展水平與周邊國家的差距繼續(xù)在拉大。

　　（作者單位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）

　　注 釋：

　　①、②、③、④、31、 32、 33《周恩來年譜》１９４９—１９７６中卷，第６８８頁、第 ７１６頁、第 ７６３—７６４頁、第 ８頁、第 ４８１頁、第 ４８８頁、第４９９頁。

　　⑤、⑥余秋里：《中流砥柱，力挽狂瀾》（載《我們的周總理》第４５頁、第５６頁）。

　　⑦余秋里：《七億人民的“總管家”》（《周恩來的最后歲月》第91頁）。

　　⑧、⑨、⑩、11、⑩、13、 14、 17、 25《周恩來年譜》１９４９—１９７６下卷，第５９頁、第 １２６頁、第 １３１頁、第 １３２頁、第 ４６６頁、第 ５５８頁、第３４９頁、第１６頁、第４４７頁。

　　15 １９７０年２月 １５日，棉花會議簡報第３期。

　　16《中央關于當前農村工作問題的指示》（中發(fā)（１９６５）５１６號文件）。

　　18、 19《周恩來經濟文選》第５９７頁、第６２１頁。

　　20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 １１日中共中央批準國務院關于北方地區(qū)農業(yè)會議的報告。

　　21、 22、 23、 24 農林部《貫徹北方地區(qū)農業(yè)會議情況簡報》第１期，第２１頁、第67頁、第４９５頁。

　　26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８日《人民日報》。

　　27 １９７２年９月５ 日《人民日報》。

　　28 王龍：《山西農業(yè)互助合作四十八年概述》（《黨史文匯》１９８６年第５期）。

　　29 30 余秋里：《七億人民的“總管家”》。

　　《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