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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來立大“志”不存大“己” 淡泊名利

古今中外,凡干大事者,最不易處理好的可能就是偉大事業(yè)與個人功名地位的關系問題。魯迅曾寫道:“夫激蕩之氣,利于乘時,勁風盤空。輕蓬振翮,故以豪杰稱一時者多矣,而品節(jié)卓異之士,蓋難得一。”(《魯迅全集》第6卷,第196頁)。周恩來品節(jié)卓異,光彩照人,事業(yè)與道德都流芳千古,他很好地解決了偉大事業(yè)與個人功名權位的關系。

立志是事業(yè)成功的根基。周恩來在立大志及為實現(xiàn)大志的奮斗中,形成了他“卓異”的人格、優(yōu)良作風,從青少年時代起就自覺地把“立大志”與“不存大己”有機地結合了起來。

什么是大志?當大官、賺大錢都不是大志。真正的大志,是在認清社會發(fā)展規(guī)律的基礎上,自覺地按照社會發(fā)展規(guī)律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(fā)展,做有益于社會和人民的人。周恩來正是以認清社會發(fā)展規(guī)律為基點,從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高度來確立自己的志向的。

周恩來出生于一個敗落的封建仕宦家庭。兩個母親對他的成長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。生母萬氏性格開朗,辦事精明;繼母陳氏性格文靜,才學出眾,從小就教周恩來讀書寫字,5歲時就給他講《天雨花》、《西游記》等愛國性和人民性很強的故事。乳母蔣江氏是純樸的勞動婦女,她培養(yǎng)了周恩來對勞動群眾的感情和敦厚樸實的品質。在這種家庭環(huán)境影響下,周恩來從小就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。

周恩來的祖籍紹興和家鄉(xiāng)淮安是人才薈萃,文化昌明之鄉(xiāng)。大禹治水“三過家門而不入”的奉獻精神,越王勾踐“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訓”的堅定意志,徐錫麟、秋瑾、陶成章等早期革命黨人為中華民族之復興無私無畏,敢于犧牲的浩然之氣以及家鄉(xiāng)南宋抗金英雄梁紅玉、抗英名將關天培的英雄事跡,都在幼小的周恩來的心靈里深深地扎了根。

周恩來的青少年時代,已是中國瀕臨列強分割,中華民族處于存亡危急之時,這激發(fā)了他憂國憂民的愛國之情。他12歲到東北上學,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閱讀了陳天華的《警世鐘》、《猛回頭》、章炳麟的《駁康有為論革命書》、鄒容的《革命軍》等著作,更激發(fā)了他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。當他還是個13歲的孩子時,老師問:“讀書為了什么?”他就莊嚴地回答:“為了中華之崛起。”1914年,南開中學《敬業(yè)》創(chuàng)刊號上,發(fā)表了同學們題為《春日偶成》的詩詞習作,許多人歌吟春光無限美,唯獨周恩來寫下了:“極目青郊外,煙霾布正濃。中原方逐鹿,搏浪踵相蹤”的詩句(《周恩來早期文集》上卷,第11頁),表達了他對時政的憂憤和矢志救國的決心。在他寫的《敬業(yè)》創(chuàng)刊詞中,鄭重指出:“吾輩生于二十世紀競爭之時代,生于積弱不振之中國,生于外侮日迫、自顧不暇之危急時間,”“安忍坐視而不一救耶!……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。”在該刊第四期上,他用“飛飛”筆名寫了一首詩:“險夷不變應嘗膽,道義爭擔敢息肩”,為拯救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人民,他準備臥薪嘗膽,勇敢獻身。由此可看出,他立志的起點比較高,從一開始就把個人志向與國家、人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。

從憂國憂民出發(fā),周恩來開始了艱苦的救國之路的探索。中學畢業(yè),他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有了一定的觀察和了解,深感自己的知識不足,在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救國志向的驅使下,他東渡日本,尋找救國良方,另辟興國之路。他給同學寫的臨別贈言是“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”。1917 年9 月臨行前夕,他寫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詩篇:“大江歌罷掉頭東,邃密群科濟世窮,面壁十年圖破壁,難酬蹈海亦英雄”。在日本,一個個救國方案被提出來,經過對社會的考察,又一個個被否定了。他也曾經失望、痛苦、仿徨過。回國后,經過五?四運動革命實踐的鍛煉,強烈的救國救民的愿望,又促使他遠渡重洋到馬克思的故鄉(xiāng)法國探尋救國之路。

在歐洲,周恩來博覽群書,攻讀馬列,探求和比較西歐社會和工人運動,他認清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(fā)展的客觀規(guī)律。在對各種“主義”、思潮的比較中,他認定馬克思主義最科學。由此把自己的志向“定格”在為實現(xiàn)共產主義而奮斗上,從不動搖,從不退縮,從不消極,終生向著青年時代確定的既定目標前進!

周恩來“立大志”的過程,給我們兩點重要啟示:

第一,立志救國,心系人民,把個人志向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
共產主義事業(yè)是解放全人類的事業(yè),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事業(yè)。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的命運同祖國的前途和最大多數人的命運緊緊聯(lián)系在一起,把個人價值的實現(xiàn)融入社會的進步,才有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。從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念的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,熱愛祖國,熱愛人民,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崇高志向,是他探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源動力,也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。一個自私自利的人,一個以升官發(fā)財、爭名奪利為生活樂趣的人,一個不關心人民疾苦,不熱愛祖國的人,不可能有強烈、持久的追求真理的熱情,更不可能把建設社會主義、實現(xiàn)共產主義作為終生的奮斗目標。

第二、理論清醒,行動堅定。通過“博覽群書,攻讀馬列,推求比較”,才做到“明辨篤行”。

這是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念過程中的又一顯著特點。他同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,經過了“博學”、“審問”、“慎思”、“明辨”而達“篤行”的過程。一個具有救國救民良好愿望的青年,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,但并不一定能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。馬克思主義是科學,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認識世界、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。它不會在人們頭腦中自發(fā)地產生,必須通過自覺地、刻苦的地學習和深刻的領悟才能掌握。馬克思主義不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、僵化不變的學說。恰恰相反,它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。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正是哲學、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代表學說的直接繼續(xù),只有具有廣博的知識的人,才能真正牢固地掌握它,深刻地理解它。

周恩來在中學時代,就以勤奮、博學而著稱,從清代進步作家顧炎武、王夫之等的著作到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的《民約論》、孟德斯鳩的《法意》、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等譯作,無不涉獵。他知識面廣,思想活躍,視野開闊,使他對救國救民問題的探索比較深入,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了比較厚實的文化和思想基礎。在日本,他廣泛閱讀各種進步書刊,閱讀約翰?里德寫的反映俄國十月革命的《震動環(huán)球的十日》,日本河上肇教授的《貧乏物語》和幸德秋水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《社會主義精髓》等。當時,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還沒有一本被完整地譯成中文,列寧的著作連一篇譯成中文的也沒有。周恩來利用自己能直接閱讀英文和日文書籍的有利條件,直接讀英、日文書刊,比一般人能更早、更多地接觸馬克思主義。馬克思主義的真理,象“一線陽光穿云出”,在他心中燃起了強烈的火焰。為研究“主義”的真諦,他到了歐洲后,如饑似渴地系統(tǒng)地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。他閱讀了英文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、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(fā)展》、《國家與革命》等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。他不僅刻苦攻讀馬列著作,還特別注意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,對歐洲社會進行深入的考察,用社會實踐和切身體驗來檢驗他所接觸到的各種“主義”。他對英國工人運動進行了認真的考察,對1921年有百萬人參加的工人大罷工進行了認真研究,先后寫下《英國礦工罷工風潮之始末》、《煤礦罷工中之談判》、《英國礦工總投票之結果》等九篇通訊,他認識到英國式的費邊社會主義還是空想,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確的。

本文系《周恩來精神風范》節(jié)選

(中央黨校出版社授權發(fā)布,未經許可,請勿轉載)

來源:人民網-中國共產黨新聞網(責編:唐璐、張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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